第1257章 梳理
拿钱还是出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,为了什么,孰轻孰重,杨锐其实都不太关心,毕竟不是生生死死的大事。
86年的时候觉得出国牛,96年的时候觉得出国帅,06年的时候就只是觉得出国有意思了,等到16年的时候,出国也不见得比去丈母娘家开销的多了。
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研究员们就收入来说,都算是国内一流的。当然,是比不上华锐实验室,也比不上个体户和外企白领们,但就生活而言,他们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,杨锐虽然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,但他给福利从来都是不断的,如今人们花钱最大头的食品,包括米面粮油,乃至于肉蛋奶茶等等,杨锐每个月都会找理由发一笔下去。
在月薪100元要花70元买食物的年代,国内能够达到这个待遇的央企都不多,更不用说是研究系统了。
当然,现钱谁都是不多的,外汇更不用说。
杨锐是特批了项目奖励回来的,这也是有传统的,比如当年的两弹一星,后来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,或者青蒿素的项目,都是有过亿元的奖金拨发的。尽管人均数额是很低,但有这样的先例在,杨锐发的也没什么负担。
出国去瑞典,省吃俭用也不见得能存下600美元,留在国内,不光能得600美元,还能多出来1000元的补助,这笔钱,不光令人动心,甚至有些令人后悔。
但是,不管是谁来试探,杨锐都是一口咬定了不修改名单。
名单改来改去总不会有一个最优解的,给他们绝了心思,大家才能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实验室里来。
杨锐是计划要去瑞典了,但他不可能让实验室里停工了,不仅不能停工,还要加班加点的做开发才行。
他忍着不将第二阶段的成果放出来,就是为了能够在第三阶段的竞争中获胜,而就现在看来,离子通道实验室的进度还并不占优。
着急着获得经费的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,已经将三维结构的开发进度推到了16%,虽然并不是一个多么厉害的数字,但就目前阶段来说,他们是领先于其他实验室的。
包括离子通道实验室在内,目前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进度。
杨锐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。
而且,其他实验室的实际进度,杨锐还并不知道呢。
吴奇只能通过公开的资料确定各实验室的进度,最多是推断一些蛛丝马迹出来,而越是顶级的实验室,在发布结果的时候就越谨慎。
离子通道实验室目前都有这样的倾向,杨锐将第二阶段的全部成果都牢牢的遮掩了起来,而他用于核实实验的成本,在全部经费开支里,也是上涨最快的。
科研若黄河之水,停息之日乃断流之时。
杨锐也必须保证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人员充足,且满负荷工作。
有诺奖要满负荷工作,没有诺奖更要满负荷工作。
所以,即使他能要来更多的名额,他也不愿意有更多的研究员前往瑞典。
多出来的名额,杨锐决定全部用来梳理关系。
他前往国外是为了梳理关系,而在国内,他也不能轻易的放任。
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何种方式获得诺奖的选择。
要说诺奖与国家的关系,其实是很矛盾的。
如果将诺奖获得者梳理一遍的话,能够将之分成三种。
第一种是在本国就很知名的一流学者,第二种是世界公民式的一流学者,第三种是在本国并不受重视,甚至缺乏名气的一流学者。
第一种获奖者很好理解,大部分诺奖获得者都是这样的。
第二种获奖者往往代表着复杂的身份背景。
比如8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休伯尔,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,但他的父母是美国人,所以,他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双重国籍。
更常见的是郝维西这种,他是4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,出生于匈牙利,并在匈牙利受教育,但因为与1919年短暂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有牵连,就被****的民主匈牙利给赶了出去,前往德国工作,然而,纳粹掌权之后的德国,又对犹太人郝维西极不友好,郝维西不得不辞职前往丹麦,继而逃亡瑞典。
那个用王水溶解了诺贝尔奖章,并将装有王水的瓶子光明正大的放在一个架子上,并在战争结束以后,拿回重铸的奖章的故事,说的就是郝维西。当然,那时候的郝维西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诺奖奖章,他是为了劳厄和弗兰克溶解的奖章,这两位分别是14年和25年的物理学奖得主。
至于第三种类型的获奖者,往往遭遇的是尴尬。
比如获得1965年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的三名法国科学家,他们全都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,而且很长一段时间,都没有当上院士。日本的福井也是在获得诺奖以后,才被推选入日本学士院的。所以,屠呦呦不是中国的两院院士,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科研生态。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
但是,第三种诺贝尔奖获得者,固然是将本国科学界的脸颊打的啪啪响,可要说得奖以后的发展,是远远不如第一种获奖者和第二种获奖者的。
特别是第一种获奖者,自本国出发,获得世界级的成就,是最顺当的一种,其中典型的例子如桑格,58年得了一次奖,80年又得了一次,说明他在得奖之后的日子里,是得到了充沛的资源支撑的。
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比较辛苦了,尤其是第三种,打脸一时爽,年年要内耗。
杨锐如今才是二十几岁,他可不想将大好的青春年华用来事后撕逼上面。
杨锐主要请教了三个人。一位是北大的蔡教授,一位是朱院士,一位是景存诚。
蔡教授为他提供了来自北大和生物学小圈子内的期待,朱院士为他介绍了学界的大拿们的想法,景存诚则为杨锐联通了政界。
听起来复杂,但是,有远赴瑞典的往返机票,事情做起来就很容易了。
杨锐只是多出现了几次,还特别筛掉了几个人,最后将所有人都拉到成果鉴定会上,给自己投票,就算是将出访团给定了下来。
G蛋白偶联受体的清晰构象的成果鉴定会上,凡是对杨锐单独获得成果有异议的成果,都是杨锐统战的对象,而凡是赞成这个结论的学者,自然就被看做是杨锐的支持者。
杨锐也不管他们真支持假支持,反正,只要梳理一圈,没有碍事的疙瘩,他就满意了。
最后,在确定了全部团员之后,杨锐又填上了景语兰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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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年的时候觉得出国牛,96年的时候觉得出国帅,06年的时候就只是觉得出国有意思了,等到16年的时候,出国也不见得比去丈母娘家开销的多了。
离子通道实验室的研究员们就收入来说,都算是国内一流的。当然,是比不上华锐实验室,也比不上个体户和外企白领们,但就生活而言,他们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,杨锐虽然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,但他给福利从来都是不断的,如今人们花钱最大头的食品,包括米面粮油,乃至于肉蛋奶茶等等,杨锐每个月都会找理由发一笔下去。
在月薪100元要花70元买食物的年代,国内能够达到这个待遇的央企都不多,更不用说是研究系统了。
当然,现钱谁都是不多的,外汇更不用说。
杨锐是特批了项目奖励回来的,这也是有传统的,比如当年的两弹一星,后来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,或者青蒿素的项目,都是有过亿元的奖金拨发的。尽管人均数额是很低,但有这样的先例在,杨锐发的也没什么负担。
出国去瑞典,省吃俭用也不见得能存下600美元,留在国内,不光能得600美元,还能多出来1000元的补助,这笔钱,不光令人动心,甚至有些令人后悔。
但是,不管是谁来试探,杨锐都是一口咬定了不修改名单。
名单改来改去总不会有一个最优解的,给他们绝了心思,大家才能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实验室里来。
杨锐是计划要去瑞典了,但他不可能让实验室里停工了,不仅不能停工,还要加班加点的做开发才行。
他忍着不将第二阶段的成果放出来,就是为了能够在第三阶段的竞争中获胜,而就现在看来,离子通道实验室的进度还并不占优。
着急着获得经费的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,已经将三维结构的开发进度推到了16%,虽然并不是一个多么厉害的数字,但就目前阶段来说,他们是领先于其他实验室的。
包括离子通道实验室在内,目前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进度。
杨锐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。
而且,其他实验室的实际进度,杨锐还并不知道呢。
吴奇只能通过公开的资料确定各实验室的进度,最多是推断一些蛛丝马迹出来,而越是顶级的实验室,在发布结果的时候就越谨慎。
离子通道实验室目前都有这样的倾向,杨锐将第二阶段的全部成果都牢牢的遮掩了起来,而他用于核实实验的成本,在全部经费开支里,也是上涨最快的。
科研若黄河之水,停息之日乃断流之时。
杨锐也必须保证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人员充足,且满负荷工作。
有诺奖要满负荷工作,没有诺奖更要满负荷工作。
所以,即使他能要来更多的名额,他也不愿意有更多的研究员前往瑞典。
多出来的名额,杨锐决定全部用来梳理关系。
他前往国外是为了梳理关系,而在国内,他也不能轻易的放任。
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何种方式获得诺奖的选择。
要说诺奖与国家的关系,其实是很矛盾的。
如果将诺奖获得者梳理一遍的话,能够将之分成三种。
第一种是在本国就很知名的一流学者,第二种是世界公民式的一流学者,第三种是在本国并不受重视,甚至缺乏名气的一流学者。
第一种获奖者很好理解,大部分诺奖获得者都是这样的。
第二种获奖者往往代表着复杂的身份背景。
比如8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休伯尔,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,但他的父母是美国人,所以,他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双重国籍。
更常见的是郝维西这种,他是4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,出生于匈牙利,并在匈牙利受教育,但因为与1919年短暂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有牵连,就被****的民主匈牙利给赶了出去,前往德国工作,然而,纳粹掌权之后的德国,又对犹太人郝维西极不友好,郝维西不得不辞职前往丹麦,继而逃亡瑞典。
那个用王水溶解了诺贝尔奖章,并将装有王水的瓶子光明正大的放在一个架子上,并在战争结束以后,拿回重铸的奖章的故事,说的就是郝维西。当然,那时候的郝维西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诺奖奖章,他是为了劳厄和弗兰克溶解的奖章,这两位分别是14年和25年的物理学奖得主。
至于第三种类型的获奖者,往往遭遇的是尴尬。
比如获得1965年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的三名法国科学家,他们全都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,而且很长一段时间,都没有当上院士。日本的福井也是在获得诺奖以后,才被推选入日本学士院的。所以,屠呦呦不是中国的两院院士,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科研生态。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
但是,第三种诺贝尔奖获得者,固然是将本国科学界的脸颊打的啪啪响,可要说得奖以后的发展,是远远不如第一种获奖者和第二种获奖者的。
特别是第一种获奖者,自本国出发,获得世界级的成就,是最顺当的一种,其中典型的例子如桑格,58年得了一次奖,80年又得了一次,说明他在得奖之后的日子里,是得到了充沛的资源支撑的。
第二种和第三种就比较辛苦了,尤其是第三种,打脸一时爽,年年要内耗。
杨锐如今才是二十几岁,他可不想将大好的青春年华用来事后撕逼上面。
杨锐主要请教了三个人。一位是北大的蔡教授,一位是朱院士,一位是景存诚。
蔡教授为他提供了来自北大和生物学小圈子内的期待,朱院士为他介绍了学界的大拿们的想法,景存诚则为杨锐联通了政界。
听起来复杂,但是,有远赴瑞典的往返机票,事情做起来就很容易了。
杨锐只是多出现了几次,还特别筛掉了几个人,最后将所有人都拉到成果鉴定会上,给自己投票,就算是将出访团给定了下来。
G蛋白偶联受体的清晰构象的成果鉴定会上,凡是对杨锐单独获得成果有异议的成果,都是杨锐统战的对象,而凡是赞成这个结论的学者,自然就被看做是杨锐的支持者。
杨锐也不管他们真支持假支持,反正,只要梳理一圈,没有碍事的疙瘩,他就满意了。
最后,在确定了全部团员之后,杨锐又填上了景语兰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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