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06章 浮想联翩
很早以前,杨锐在正式场合就是说中文了。
这也没什么特别的,很多人都是如此,譬如在法国留学过的领导,在面对法国人的时候,也不会说“笨猪”来打招呼。
而用本国语言最好的一点,是有翻译来帮忙过滤语言,太有情绪性的语言,经过一层翻译之后,就会变的理智和谨慎了。
即使有不充分的地方,也可以让翻译背锅不是?
领导身边带一个翻译,就像是带了一道防火墙一样。
但在瑞典,情况却是有一些变化。
人家懂的语言多啊!
瑞典是传统的多语言国家,瑞典语是本土语言不用说,人人都要会的。英语作为第二语言,也是读过书的人都懂的。因为瑞典国小人少,国民受教育程度高,于是法语、意大利语或者西班牙语,也经常成为兴趣爱好。
除此以外,芬兰是从瑞典分裂出去的,芬兰语依旧留在瑞典。丹麦语和挪威语,则是相似而不同的情况,它们与瑞典语是同一个语系,发音与写法又不同,也算是不同的语言——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,粤语和闽南语不也是这样。
在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城市里,大量使用芬兰语的居民,不免对周围人产生影响。对瑞典人来说,有一个使用芬兰语的外祖母,后外祖母,或者第三任外祖母,实属平常,趁着外祖父离婚之前再学一门语言,也是很正常的行为嘛,想必全世界人皆是如此。
而在瑞典的媒体界,语言的繁盛程度就更强了。
懂一点日耳曼语系或者斯拉夫语系的语言,根本算不得什么,亚洲和欧洲有大片的语言等着他们来征服,例如中东的阿拉伯语系,非洲的800种语言等等,总有一款适合你。
杨锐刚下飞机,还没有从随便说中文的环境中脱离出来,仅仅是在机场的三十分钟里,就有大量的信息被泄露了出来。
休斯顿出于宣传的目的,并没有第一时间提醒杨锐,上了车以后,才露出一抹笑容,道:“杨教授,还有景语兰小姐,你们要做好准备,媒体或许会报道你们的事。”
“咦,为什么?”景语兰第一时间用英语问了出来。
“记者们中间,懂得中文的,应该会将你们说的话,全部或者部分的刊登出来吧。”休斯顿微笑回答。
景语兰一愣:“记者们里有懂中文的?”
“总会有的,即使说的不好,也勉强能听懂吧。”休斯顿停了一下,又道:“就是有的不是太明白的地方,他们也可以拿录音回去,找人翻译出来。”
杨锐也是愣住了:“还有这样的操作?”
他这句也是用中文说的,翻译同意发愣三秒钟,灰头土脸的道:“杨锐先生的意思是,还可以这样吗?”
“当然了,当时摄像机的确离的比较远,现场也比较吵,可能收不到多少场外话,但站在您身边的记者,也许就装着录音机呢。”休斯顿笑眯眯的解释。
“像walkman那种?”杨锐等于是自问自答了。
离开满地手机录音摄像的年代太久远了,杨锐当时避开了摄像机,却忘了录音机也有同样的功能。
但录音机多贵啊,尤其是便携式的,给你一个脑袋大的就能自称最新科技了。
空白磁带也不便宜,80年代就得几块钱一盘呢。省台一级的电视台和报社,记者想弄一盘空白磁带都得找副台长一级的批条子,拿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,是分不到这种十分之一工资的消耗品的。
当然,记者们平时是可以用反复洗出来的磁带的,可在这种环境下,不说反复洗出来的空白磁带质量如何,存档也就等于把这个带子给消费了。
所以,没有确凿的需求的情况下,记者们也不会随便就录带子。
然而,这只是中国的情况,瑞典记者显然没有把这么点小钱看在眼里。
如此算来,最近十年也就是名人们最后的幸福十年了,等到90年代末,狗仔队们都买得起录像带、摄像机以及最重要的长焦镜头的时候,名人们的好日子就算是过去了。
休斯顿哪里能知道杨锐的感慨啊,一无所觉,道:“不一定每家电视台都有中文翻译,不过,为了准备此次典礼,瑞典全境的中文翻译应该都被集中了起来,他们最多只要一下午的时间,就能将你的话给翻译出来。”
“为了一个人集中全国的中文翻译?”翻译忍不住问了一句,又连忙闭嘴。
杨锐的英文翻译是临时找的,平时他也没这个需求,就是参与正式对话的时候,才让北研所的副所长兼职一番,后者本身就是翻译家,早年国内用的生物学著作,很有几本是他做的。
不过,张所长的口译水平虽然也不错,翻译礼仪就一般般了,很多时候根本想不起自己是在冒充翻译。
只是对杨锐这样的学者来说,差不多也就够用了。
不是来斯德哥尔摩,杨锐甚至用不上他。
而对年近半百的张所长来说,集中全国的某个行业的精英做一件事,本身就代表着隆隆的重视。
坐在瑞典人提供的豪华车里,张所长莫名的骄傲起来。
再看杨锐,他更是觉得无比的顺眼。
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的杨锐,接受的是完整的中国教育,甚至从未出过国。他的得奖,对于中国人来说,提升的自信心的价值,是难以估量的。
这就像是许海峰在打破零的突破之前,奥运金牌对中国人的刺激一样。
在那个背负着东亚病夫的年代里,从未获得奥运金牌的中国人,总是不免拿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来说话,并提出种种推论。
如果将当年的文章拿到21世纪去看,贻笑大方不至于,“大方”们早就没有笑的兴趣了,普通人都懒得反驳。
因为奥运金牌对于中国人来说,早就不是什么痛点了,大家甚至已经不在乎一年得几个金牌的问题了。也就是百米跑这样的项目,还能刺激一下国人,但是,相比东亚病夫的称号,田径是否能够胜利,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身体的极限,可以由供销社职员特训三个月来突破,智力的极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。
杨振宁李政道等人的诺奖,最多只能安一个华人诺奖的名头,杨锐的诺奖,却是截然不同了。
即使身为学者,张所长明知道中国得诺奖,只是时间问题,但究竟是什么时间呢,三十年,四十年,还是一百年?
在此期间,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,还有社会评论家们,又要写多少片斥责中国教育的文章出来?
“一会下车,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,我陪你一起说。”杨锐冲着景语兰说话,打断了张所长的遐思。
景语兰脸上泛红,微微点了点头。
“瑞典的报道,以前传回国内估计要一段时间,现在就快了,别到时候手忙脚乱的,让家里人不高兴。”杨锐多叮嘱了一声,又道:“不知道景伯伯知道了,会不会打断我的腿。”
“所以你趁着在国外通知他呗。”景语兰的眼角带笑,调侃了一句。
对于通知家长什么的,她早就没什么担心的了。
要说担心的话……
杨锐耸耸肩,道:“我也往家里打一个电话,你陪我一起。”
“好。”
于是,杨锐和景语兰两人抵达酒店后,第一时间奔房间而去,很久很久都没有出来。
瑞典媒体浮想联翩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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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也没什么特别的,很多人都是如此,譬如在法国留学过的领导,在面对法国人的时候,也不会说“笨猪”来打招呼。
而用本国语言最好的一点,是有翻译来帮忙过滤语言,太有情绪性的语言,经过一层翻译之后,就会变的理智和谨慎了。
即使有不充分的地方,也可以让翻译背锅不是?
领导身边带一个翻译,就像是带了一道防火墙一样。
但在瑞典,情况却是有一些变化。
人家懂的语言多啊!
瑞典是传统的多语言国家,瑞典语是本土语言不用说,人人都要会的。英语作为第二语言,也是读过书的人都懂的。因为瑞典国小人少,国民受教育程度高,于是法语、意大利语或者西班牙语,也经常成为兴趣爱好。
除此以外,芬兰是从瑞典分裂出去的,芬兰语依旧留在瑞典。丹麦语和挪威语,则是相似而不同的情况,它们与瑞典语是同一个语系,发音与写法又不同,也算是不同的语言——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,粤语和闽南语不也是这样。
在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城市里,大量使用芬兰语的居民,不免对周围人产生影响。对瑞典人来说,有一个使用芬兰语的外祖母,后外祖母,或者第三任外祖母,实属平常,趁着外祖父离婚之前再学一门语言,也是很正常的行为嘛,想必全世界人皆是如此。
而在瑞典的媒体界,语言的繁盛程度就更强了。
懂一点日耳曼语系或者斯拉夫语系的语言,根本算不得什么,亚洲和欧洲有大片的语言等着他们来征服,例如中东的阿拉伯语系,非洲的800种语言等等,总有一款适合你。
杨锐刚下飞机,还没有从随便说中文的环境中脱离出来,仅仅是在机场的三十分钟里,就有大量的信息被泄露了出来。
休斯顿出于宣传的目的,并没有第一时间提醒杨锐,上了车以后,才露出一抹笑容,道:“杨教授,还有景语兰小姐,你们要做好准备,媒体或许会报道你们的事。”
“咦,为什么?”景语兰第一时间用英语问了出来。
“记者们中间,懂得中文的,应该会将你们说的话,全部或者部分的刊登出来吧。”休斯顿微笑回答。
景语兰一愣:“记者们里有懂中文的?”
“总会有的,即使说的不好,也勉强能听懂吧。”休斯顿停了一下,又道:“就是有的不是太明白的地方,他们也可以拿录音回去,找人翻译出来。”
杨锐也是愣住了:“还有这样的操作?”
他这句也是用中文说的,翻译同意发愣三秒钟,灰头土脸的道:“杨锐先生的意思是,还可以这样吗?”
“当然了,当时摄像机的确离的比较远,现场也比较吵,可能收不到多少场外话,但站在您身边的记者,也许就装着录音机呢。”休斯顿笑眯眯的解释。
“像walkman那种?”杨锐等于是自问自答了。
离开满地手机录音摄像的年代太久远了,杨锐当时避开了摄像机,却忘了录音机也有同样的功能。
但录音机多贵啊,尤其是便携式的,给你一个脑袋大的就能自称最新科技了。
空白磁带也不便宜,80年代就得几块钱一盘呢。省台一级的电视台和报社,记者想弄一盘空白磁带都得找副台长一级的批条子,拿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,是分不到这种十分之一工资的消耗品的。
当然,记者们平时是可以用反复洗出来的磁带的,可在这种环境下,不说反复洗出来的空白磁带质量如何,存档也就等于把这个带子给消费了。
所以,没有确凿的需求的情况下,记者们也不会随便就录带子。
然而,这只是中国的情况,瑞典记者显然没有把这么点小钱看在眼里。
如此算来,最近十年也就是名人们最后的幸福十年了,等到90年代末,狗仔队们都买得起录像带、摄像机以及最重要的长焦镜头的时候,名人们的好日子就算是过去了。
休斯顿哪里能知道杨锐的感慨啊,一无所觉,道:“不一定每家电视台都有中文翻译,不过,为了准备此次典礼,瑞典全境的中文翻译应该都被集中了起来,他们最多只要一下午的时间,就能将你的话给翻译出来。”
“为了一个人集中全国的中文翻译?”翻译忍不住问了一句,又连忙闭嘴。
杨锐的英文翻译是临时找的,平时他也没这个需求,就是参与正式对话的时候,才让北研所的副所长兼职一番,后者本身就是翻译家,早年国内用的生物学著作,很有几本是他做的。
不过,张所长的口译水平虽然也不错,翻译礼仪就一般般了,很多时候根本想不起自己是在冒充翻译。
只是对杨锐这样的学者来说,差不多也就够用了。
不是来斯德哥尔摩,杨锐甚至用不上他。
而对年近半百的张所长来说,集中全国的某个行业的精英做一件事,本身就代表着隆隆的重视。
坐在瑞典人提供的豪华车里,张所长莫名的骄傲起来。
再看杨锐,他更是觉得无比的顺眼。
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的杨锐,接受的是完整的中国教育,甚至从未出过国。他的得奖,对于中国人来说,提升的自信心的价值,是难以估量的。
这就像是许海峰在打破零的突破之前,奥运金牌对中国人的刺激一样。
在那个背负着东亚病夫的年代里,从未获得奥运金牌的中国人,总是不免拿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来说话,并提出种种推论。
如果将当年的文章拿到21世纪去看,贻笑大方不至于,“大方”们早就没有笑的兴趣了,普通人都懒得反驳。
因为奥运金牌对于中国人来说,早就不是什么痛点了,大家甚至已经不在乎一年得几个金牌的问题了。也就是百米跑这样的项目,还能刺激一下国人,但是,相比东亚病夫的称号,田径是否能够胜利,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身体的极限,可以由供销社职员特训三个月来突破,智力的极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。
杨振宁李政道等人的诺奖,最多只能安一个华人诺奖的名头,杨锐的诺奖,却是截然不同了。
即使身为学者,张所长明知道中国得诺奖,只是时间问题,但究竟是什么时间呢,三十年,四十年,还是一百年?
在此期间,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,还有社会评论家们,又要写多少片斥责中国教育的文章出来?
“一会下车,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,我陪你一起说。”杨锐冲着景语兰说话,打断了张所长的遐思。
景语兰脸上泛红,微微点了点头。
“瑞典的报道,以前传回国内估计要一段时间,现在就快了,别到时候手忙脚乱的,让家里人不高兴。”杨锐多叮嘱了一声,又道:“不知道景伯伯知道了,会不会打断我的腿。”
“所以你趁着在国外通知他呗。”景语兰的眼角带笑,调侃了一句。
对于通知家长什么的,她早就没什么担心的了。
要说担心的话……
杨锐耸耸肩,道:“我也往家里打一个电话,你陪我一起。”
“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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