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九十二章 署名
加藤是个很严谨的日本。
这从他的论文,尤其是写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能够看的出来,所有的数据都有据可查,所有的分析都在逻辑框架以内,说起来简单,但是,面对成千上万的信息的时候,还能做到这一点,堪称细心谨慎。
这也是少数杨锐喜欢的日本人品性。
做科研的,不管是什么品种的,最基础的就是严谨,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,一个人通常是在另一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做,如果遇到一个粗心大意的货把基础搞错了,后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错的。
遇到这种人,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。
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脑袋里多一根弦,但他们全社会共同形成的欺负弱者的传统,至少增加了犯错的成本。
作为东大的教授,加藤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,又被多少人欺负,才能坐上这个位置。
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头,杨锐也相信他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。
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,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。
杨锐和他有一封没一封的发着信件,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细胞膜方向,但也并不固定。
直到第二周,加藤送来一封电报,他们的对话频率才加快了。
发现杨锐不在乎电报费,对加藤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,他发现杨锐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导性,而且能直接用在实验当中,虽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经费支出,但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。
一来二去,加藤发电报的频率,简直如同过新年的小媳妇似的,一日三篇五篇的过来。
杨锐虽然不至于每封皆回,但他倒是每天都有回信,因为每次送来电报的,不是刘院长,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。
人家都是看着他写好了回信才走,杨锐也不好意思继续矫情。
另一方面,加藤也是个很聪明的家伙,主动提出帮华锐实验室采购仪器和设备。
相比国内或者香港的仪器设备公司来说,日本公司的选择会更多,而且更加的价廉物美。
对于正在积极为PCR这个大项目做准备的华锐实验室来说,能够有东大教授帮忙筛选仪器设备,不仅能够节省下时间和经费,还能买到更好的东西。
别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入蜜月期,但实际上,高端仪器的买卖始终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加藤毛遂自荐做了不要钱的中介,帮助也着实不少。如果一件仪器是中方研究所买不到的,由东大购买,再转过来,就简单的多了。
对一名东大教授来说,他只要不通过这种方式盈利,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
东大教授的地位,几乎让他们能拿到相当于中国警察的豁免权。
大约半个月的时间,加藤修改了他投给JMC的论文,转而递给了一家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。
这时候,加藤再次提出了合作的想法。
杨锐没什么表示,刘院长简直是欣喜若狂。
“答应他,答应他,答应他……”刘院长一天三遍的在杨锐身边转,笑的像是圣诞节的活鸡似的。
“我们身处两地,合作也只能做前期合作,没什么意义。”杨锐勉力解释。
刘院长一脸沉痛的道:“那不是最好吗?你管它前期合作,后期合作,合作了,这就可以拿出来宣传了。你想想看,中日合作的实验室。”
“我的实验室才不挂这样的牌子呢。”杨锐撇撇嘴。
“那就想宣传的时候这么宣传,不想宣传的时候,随他去。”刘院长一副开明人士的姿态。
杨锐沉思片刻,道:“和他准备一个实验的前期工作也没什么,要适合宣传,您就宣传。不过……”
刘院长正听的抓耳挠腮,被一个不过打断了,急道:“不过什么?”
“我和他不认识,也不想给他做贡献,署名权方面,我希望您能帮我争取一下。”
“我?”
“以北大的名义,您不是想搞这个北大和东大的联合吗?署名也应该联合起来,并列第一作者至少吧。北大唐集中实验室杨锐吧,以这个名义,争取的到并列第一作者,我就参与,争取不到,我还是做自己的。”
“只参与前期准备就拿一个并列第一作者?”刘院长顿时为难了起来。
“主要参与实验的前期准备,后期也是可以参与咨询的呗。”杨锐将问题留给刘院长,自个回去了。
刘院长无可奈何,只好单方面联络东大方面,以学校的名义沟通。
按道理来说,杨锐的要求是高于标准的,除非他的知名度很高,是大犇级的人物,否则,像是东大教授这样地位的研究者,完全没必要将自己的署名权丢出来。
也只有高一级的学校谈合作,才会释放一个高顺位的署名权。
然而,学校间的合作,即使是临时合作,又哪有容易的,尤其是跨国的学校间合作,比两个人自己研究麻烦十倍百倍。
但杨锐坚持,刘院长就没办法了。
大学就是这样子,有能力的学者,虽然没有行政权力,权力却胜似行政干部。当然,能力是必须要表现出来的,在80年代的大学,最凸显能力的首先就是经费,其次是声望。
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所,自从科研改革以后,就全是靠着学者们申请的项目基金活着了,可以说,包括刘院长的奖金在内,都来自于一重重的项目奖金。
在这一点上,杨锐已初显实力,蔡教授给的60万元,只相当于内部的签字费,接下来的项目,则被众人期待已久。
发表过CELL的学者申请国家级基金,又是北大人,大家关心的只是能批下来多少的问题。
而在声望方面,杨锐固然是比老教授们逊色,但也是韧性十足。
除此以外,刘院长最怕的是杨锐离开。
哪是在人员流动近乎凝固的时代,高端学者的流动也是不受限制的。
普通的小讲师小助教,自然是谈不上流动的,他们就像是医院里的住院医师一样,经验未满,水平不足,到哪里都要耗费资源来学习,谈不上价值。
但是,有水平的副教授,特别是有水平又年富力强的富教授以上的学者,那就是全国各地任我行了。
若是带上几十万几百万的项目,要学校领导倒履相迎都没问题。
其实,就是30年后,一年30岁的副教授带上130万的项目,顶级大学以下也都是随便去了。
如刘院长这样的行政干部,对待这样的学者,只有一条路,只有一个字:哄!
杨锐尚未毕业,连个职称都没有,要去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所确实难了一些,否则,北大现在就能给他待遇。但是,国外大学的待遇就不一定了。
同样是做学生,就杨锐的这一篇CELL,去哈弗申请一个全奖留学,根本算不上事。
在刘院长看来,如杨锐这么聪明的学生,依旧留在北大,除了感情因素,就是因为北大能够提供更多的特权。
去哈弗,杨锐固然可以旷课不写作业,但招募学生直接做研究,还是有种种障碍的。
刘院长对如何哄学者还是有心得的,加上北大东大的合作也是他所期待的,工作量再大,也只能默默承受。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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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从他的论文,尤其是写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能够看的出来,所有的数据都有据可查,所有的分析都在逻辑框架以内,说起来简单,但是,面对成千上万的信息的时候,还能做到这一点,堪称细心谨慎。
这也是少数杨锐喜欢的日本人品性。
做科研的,不管是什么品种的,最基础的就是严谨,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,一个人通常是在另一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做,如果遇到一个粗心大意的货把基础搞错了,后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错的。
遇到这种人,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。
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脑袋里多一根弦,但他们全社会共同形成的欺负弱者的传统,至少增加了犯错的成本。
作为东大的教授,加藤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,又被多少人欺负,才能坐上这个位置。
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头,杨锐也相信他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。
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,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。
杨锐和他有一封没一封的发着信件,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细胞膜方向,但也并不固定。
直到第二周,加藤送来一封电报,他们的对话频率才加快了。
发现杨锐不在乎电报费,对加藤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,他发现杨锐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导性,而且能直接用在实验当中,虽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经费支出,但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。
一来二去,加藤发电报的频率,简直如同过新年的小媳妇似的,一日三篇五篇的过来。
杨锐虽然不至于每封皆回,但他倒是每天都有回信,因为每次送来电报的,不是刘院长,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。
人家都是看着他写好了回信才走,杨锐也不好意思继续矫情。
另一方面,加藤也是个很聪明的家伙,主动提出帮华锐实验室采购仪器和设备。
相比国内或者香港的仪器设备公司来说,日本公司的选择会更多,而且更加的价廉物美。
对于正在积极为PCR这个大项目做准备的华锐实验室来说,能够有东大教授帮忙筛选仪器设备,不仅能够节省下时间和经费,还能买到更好的东西。
别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入蜜月期,但实际上,高端仪器的买卖始终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加藤毛遂自荐做了不要钱的中介,帮助也着实不少。如果一件仪器是中方研究所买不到的,由东大购买,再转过来,就简单的多了。
对一名东大教授来说,他只要不通过这种方式盈利,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
东大教授的地位,几乎让他们能拿到相当于中国警察的豁免权。
大约半个月的时间,加藤修改了他投给JMC的论文,转而递给了一家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。
这时候,加藤再次提出了合作的想法。
杨锐没什么表示,刘院长简直是欣喜若狂。
“答应他,答应他,答应他……”刘院长一天三遍的在杨锐身边转,笑的像是圣诞节的活鸡似的。
“我们身处两地,合作也只能做前期合作,没什么意义。”杨锐勉力解释。
刘院长一脸沉痛的道:“那不是最好吗?你管它前期合作,后期合作,合作了,这就可以拿出来宣传了。你想想看,中日合作的实验室。”
“我的实验室才不挂这样的牌子呢。”杨锐撇撇嘴。
“那就想宣传的时候这么宣传,不想宣传的时候,随他去。”刘院长一副开明人士的姿态。
杨锐沉思片刻,道:“和他准备一个实验的前期工作也没什么,要适合宣传,您就宣传。不过……”
刘院长正听的抓耳挠腮,被一个不过打断了,急道:“不过什么?”
“我和他不认识,也不想给他做贡献,署名权方面,我希望您能帮我争取一下。”
“我?”
“以北大的名义,您不是想搞这个北大和东大的联合吗?署名也应该联合起来,并列第一作者至少吧。北大唐集中实验室杨锐吧,以这个名义,争取的到并列第一作者,我就参与,争取不到,我还是做自己的。”
“只参与前期准备就拿一个并列第一作者?”刘院长顿时为难了起来。
“主要参与实验的前期准备,后期也是可以参与咨询的呗。”杨锐将问题留给刘院长,自个回去了。
刘院长无可奈何,只好单方面联络东大方面,以学校的名义沟通。
按道理来说,杨锐的要求是高于标准的,除非他的知名度很高,是大犇级的人物,否则,像是东大教授这样地位的研究者,完全没必要将自己的署名权丢出来。
也只有高一级的学校谈合作,才会释放一个高顺位的署名权。
然而,学校间的合作,即使是临时合作,又哪有容易的,尤其是跨国的学校间合作,比两个人自己研究麻烦十倍百倍。
但杨锐坚持,刘院长就没办法了。
大学就是这样子,有能力的学者,虽然没有行政权力,权力却胜似行政干部。当然,能力是必须要表现出来的,在80年代的大学,最凸显能力的首先就是经费,其次是声望。
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所,自从科研改革以后,就全是靠着学者们申请的项目基金活着了,可以说,包括刘院长的奖金在内,都来自于一重重的项目奖金。
在这一点上,杨锐已初显实力,蔡教授给的60万元,只相当于内部的签字费,接下来的项目,则被众人期待已久。
发表过CELL的学者申请国家级基金,又是北大人,大家关心的只是能批下来多少的问题。
而在声望方面,杨锐固然是比老教授们逊色,但也是韧性十足。
除此以外,刘院长最怕的是杨锐离开。
哪是在人员流动近乎凝固的时代,高端学者的流动也是不受限制的。
普通的小讲师小助教,自然是谈不上流动的,他们就像是医院里的住院医师一样,经验未满,水平不足,到哪里都要耗费资源来学习,谈不上价值。
但是,有水平的副教授,特别是有水平又年富力强的富教授以上的学者,那就是全国各地任我行了。
若是带上几十万几百万的项目,要学校领导倒履相迎都没问题。
其实,就是30年后,一年30岁的副教授带上130万的项目,顶级大学以下也都是随便去了。
如刘院长这样的行政干部,对待这样的学者,只有一条路,只有一个字:哄!
杨锐尚未毕业,连个职称都没有,要去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所确实难了一些,否则,北大现在就能给他待遇。但是,国外大学的待遇就不一定了。
同样是做学生,就杨锐的这一篇CELL,去哈弗申请一个全奖留学,根本算不上事。
在刘院长看来,如杨锐这么聪明的学生,依旧留在北大,除了感情因素,就是因为北大能够提供更多的特权。
去哈弗,杨锐固然可以旷课不写作业,但招募学生直接做研究,还是有种种障碍的。
刘院长对如何哄学者还是有心得的,加上北大东大的合作也是他所期待的,工作量再大,也只能默默承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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