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百三十六章 顺路
在获取科研经费比做科研还要难的年代里,每名学者都知道讲一个好故事的重要性。
当然,大多数学者是没有机会讲故事的,公众只对数一数二的科研成果的故事有兴趣,做不到行业顶尖的学者,讲故事的能力再好,也是白费。
而要做到行业顶尖,又要会讲故事,这样的要求就比较高了。
就生物圈子来说,所谓世界一流的学者,或许就是几百上千人,而所谓世界顶尖的学者,能够做出世界级贡献的学者,恐怕就只有几十人了,这些人,还包括曾经做出了贡献,现在渐渐远离科研一线的学者们。
如此少的数量,导致会做科研的学者,不一定会讲故事,而会讲故事的学者不一定会做科研。
曾经的PCR的作者穆里斯算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学者,他是典型的反传统精英,大学期间自制精神麻醉剂,甚至开发新型的药物供自己吸食,博士毕业以后又多次跳槽,最终进入了私营部门,完成PCR以后,就整天冲浪,等着各种奖项落在自己的脑袋上。
穆里斯讲故事的天赋与生俱来,他发表的第一篇《自然》论文是关于宇宙学的,据其所言,就是纯粹的幻想和瞎编,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士文凭。
是否幻想和瞎编,后人难以评说,但在普通人眼里,这样的学者可是太接地气了。
之后,穆里斯又将自己关于PCR的灵感,用女友、快车和盘山公路进行包装。
在80年代,西斯特公司到处宣传PCR的时期,穆里斯每次演讲都会说这些东西。
公众爱死了这种故事。
穆里斯也因此过的很不错,做到了普通人眼中的功成名就,当他想要钱的时候,他就会去一些组织做演讲,无论是学校学院还是华尔街,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需求总是源源不绝的,一些有钱的私立中学偶尔也会希望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,更不要说美国以外的各种组织了,穆里斯做一次演讲的价格一度高达10万美元,还要邀请方负责高等级的来往住宿。
但在生物圈子里,最会讲故事的也就是穆里斯了。
相比之下,做出了DNA双螺旋结构的两位,要不是因为双螺旋这个词还有点意思,根本让人想不起来。
至于蛋白质和细胞就没有关心了。
反而是牛痘和挤奶工的故事,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很是广泛。
杨锐有意识的学习成功者方法,包括PCR的灵感获得的方式,也被他拿了大半过来——神秘的云@南,山路十八弯的中国公路以及PCR,是杨锐为自己做的包装。
如今看来,这种包装和讲故事的手法,也是异常的成功。
当然,穆里斯也因此而默默无闻了,虽然他很会讲故事,虽然他仍然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浪荡子,虽然他还在给自己做精神麻醉剂,虽然他还是截然不同于科研猿的冲浪男孩,但是,没有做出世界级的成果,就没有人关心他的故事。
而在未来的日子里,穆里斯依旧可以冲浪,依旧可以做放浪不羁的浪荡子,依旧可以做精神麻醉剂,只是,他的生活不会再那般的潇洒,估计要在私营部门工作更久,做更久的科研工作以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消费。除非有一天,他再能做出世界级的成果,再讲一个漂亮的故事。
在托拜尔斯眼里,杨锐就是少有的既善于讲故事,又善于做科研的稀罕天才。
在电话里,托拜尔斯详细的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想,一力推荐,终于让摇摆不定的达尔贝科下定了决定。
而他的决定,却是完全的出乎托拜尔斯的预料下。
“我会尽快到中国来一趟的。”达尔贝科说:“面对面的与杨锐谈一谈。”
托拜尔斯愣了好半天神,问:“您要到中国来吗?在国会的游说怎么办?还有国立卫生研究院……”
“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介入不可避免的,这样也好,他们有丰富的储备和资源。”达尔贝科停了一下,道:“我想看看,杨锐和他的实验室,是否算得上丰富的储备和资源。”
托拜尔斯一下子就听懂了,傻道:“你想与中国的学者合作?”
“人体基因组计划太庞大了,这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,英国应该会愿意参与进来,我正在说服日本,因此,无论如何,我都是要到亚洲来的,顺便看一下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水平。”达尔贝科的思维很清晰。
托拜尔斯苦笑:“杨锐的研究水平是世界级的,中国的普遍研究水平,距离国际水平还有距离。而且,中国方面恐怕拿不出足够的经费做人体基因组计划。”
人体基因组计划是自然科学界的三大计划,但是,与之前的曼哈顿计划,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不同,人体基因组计划是一项彻底的世界性合作项目,前后有美英法德,以及后来的欧共体,以及丹麦、俄罗斯、日本韩国澳大利亚,还有最后的中国都有参与。
然而,如此庞大的基因组计划,在构造上,其实遵循的是非常简单的合作模式——谁给钱谁分配,结果公益性。
这种模式与联合国的模式很像,其核心就是参与国要按比例分配经费开支。
换言之,掏不出钱来的国家,就没有资格参与了。
在这个30亿美元的大计划里,基础的1%的资金量都是3000万美元,别说85年的中国了,95年的中国在讨论是否加入的时候,都为钱烦恼了很久。
毕竟,这是一项基础性科学项目,能够得到的直接好处是很小的,只有资金充沛的发达国家才有资源加入。当然,出了钱也要出人,但比起后者,钱还是难得一点,因为想加入这项计划的生物学家太多了,可以说,基本没有生物学家会拒绝这项工作。而且,就像是大多数计划一样,美欧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精英学者了,其他国家是提供科研猿还是科研汪,他们并不是特别在意。
达尔贝科也是因此而一直邀请杨锐去美国,而从未提出过与中方的合作。
当然,此时尚未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,也是八字刚落了点墨迹,谈不到合作。
但在冷静的思考以后,达尔贝科的思路显然发生了变化,道:“我认为,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是孤立的,尤其是在当今世界,以目前的学术发展水平来说,杨锐能够成功,至少意味着他的身边已经聚拢起了准世界级的团队,当然,我要亲自看看才能决定。”
“好的,我会在中国做一些准备。”托拜尔斯不知道怎么说。
达尔贝科却很明确的道:“你要了解杨锐的团队,更多的了解中国的顶尖团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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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大多数学者是没有机会讲故事的,公众只对数一数二的科研成果的故事有兴趣,做不到行业顶尖的学者,讲故事的能力再好,也是白费。
而要做到行业顶尖,又要会讲故事,这样的要求就比较高了。
就生物圈子来说,所谓世界一流的学者,或许就是几百上千人,而所谓世界顶尖的学者,能够做出世界级贡献的学者,恐怕就只有几十人了,这些人,还包括曾经做出了贡献,现在渐渐远离科研一线的学者们。
如此少的数量,导致会做科研的学者,不一定会讲故事,而会讲故事的学者不一定会做科研。
曾经的PCR的作者穆里斯算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学者,他是典型的反传统精英,大学期间自制精神麻醉剂,甚至开发新型的药物供自己吸食,博士毕业以后又多次跳槽,最终进入了私营部门,完成PCR以后,就整天冲浪,等着各种奖项落在自己的脑袋上。
穆里斯讲故事的天赋与生俱来,他发表的第一篇《自然》论文是关于宇宙学的,据其所言,就是纯粹的幻想和瞎编,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士文凭。
是否幻想和瞎编,后人难以评说,但在普通人眼里,这样的学者可是太接地气了。
之后,穆里斯又将自己关于PCR的灵感,用女友、快车和盘山公路进行包装。
在80年代,西斯特公司到处宣传PCR的时期,穆里斯每次演讲都会说这些东西。
公众爱死了这种故事。
穆里斯也因此过的很不错,做到了普通人眼中的功成名就,当他想要钱的时候,他就会去一些组织做演讲,无论是学校学院还是华尔街,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需求总是源源不绝的,一些有钱的私立中学偶尔也会希望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,更不要说美国以外的各种组织了,穆里斯做一次演讲的价格一度高达10万美元,还要邀请方负责高等级的来往住宿。
但在生物圈子里,最会讲故事的也就是穆里斯了。
相比之下,做出了DNA双螺旋结构的两位,要不是因为双螺旋这个词还有点意思,根本让人想不起来。
至于蛋白质和细胞就没有关心了。
反而是牛痘和挤奶工的故事,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很是广泛。
杨锐有意识的学习成功者方法,包括PCR的灵感获得的方式,也被他拿了大半过来——神秘的云@南,山路十八弯的中国公路以及PCR,是杨锐为自己做的包装。
如今看来,这种包装和讲故事的手法,也是异常的成功。
当然,穆里斯也因此而默默无闻了,虽然他很会讲故事,虽然他仍然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浪荡子,虽然他还在给自己做精神麻醉剂,虽然他还是截然不同于科研猿的冲浪男孩,但是,没有做出世界级的成果,就没有人关心他的故事。
而在未来的日子里,穆里斯依旧可以冲浪,依旧可以做放浪不羁的浪荡子,依旧可以做精神麻醉剂,只是,他的生活不会再那般的潇洒,估计要在私营部门工作更久,做更久的科研工作以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消费。除非有一天,他再能做出世界级的成果,再讲一个漂亮的故事。
在托拜尔斯眼里,杨锐就是少有的既善于讲故事,又善于做科研的稀罕天才。
在电话里,托拜尔斯详细的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想,一力推荐,终于让摇摆不定的达尔贝科下定了决定。
而他的决定,却是完全的出乎托拜尔斯的预料下。
“我会尽快到中国来一趟的。”达尔贝科说:“面对面的与杨锐谈一谈。”
托拜尔斯愣了好半天神,问:“您要到中国来吗?在国会的游说怎么办?还有国立卫生研究院……”
“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介入不可避免的,这样也好,他们有丰富的储备和资源。”达尔贝科停了一下,道:“我想看看,杨锐和他的实验室,是否算得上丰富的储备和资源。”
托拜尔斯一下子就听懂了,傻道:“你想与中国的学者合作?”
“人体基因组计划太庞大了,这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,英国应该会愿意参与进来,我正在说服日本,因此,无论如何,我都是要到亚洲来的,顺便看一下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水平。”达尔贝科的思维很清晰。
托拜尔斯苦笑:“杨锐的研究水平是世界级的,中国的普遍研究水平,距离国际水平还有距离。而且,中国方面恐怕拿不出足够的经费做人体基因组计划。”
人体基因组计划是自然科学界的三大计划,但是,与之前的曼哈顿计划,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不同,人体基因组计划是一项彻底的世界性合作项目,前后有美英法德,以及后来的欧共体,以及丹麦、俄罗斯、日本韩国澳大利亚,还有最后的中国都有参与。
然而,如此庞大的基因组计划,在构造上,其实遵循的是非常简单的合作模式——谁给钱谁分配,结果公益性。
这种模式与联合国的模式很像,其核心就是参与国要按比例分配经费开支。
换言之,掏不出钱来的国家,就没有资格参与了。
在这个30亿美元的大计划里,基础的1%的资金量都是3000万美元,别说85年的中国了,95年的中国在讨论是否加入的时候,都为钱烦恼了很久。
毕竟,这是一项基础性科学项目,能够得到的直接好处是很小的,只有资金充沛的发达国家才有资源加入。当然,出了钱也要出人,但比起后者,钱还是难得一点,因为想加入这项计划的生物学家太多了,可以说,基本没有生物学家会拒绝这项工作。而且,就像是大多数计划一样,美欧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精英学者了,其他国家是提供科研猿还是科研汪,他们并不是特别在意。
达尔贝科也是因此而一直邀请杨锐去美国,而从未提出过与中方的合作。
当然,此时尚未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,也是八字刚落了点墨迹,谈不到合作。
但在冷静的思考以后,达尔贝科的思路显然发生了变化,道:“我认为,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是孤立的,尤其是在当今世界,以目前的学术发展水平来说,杨锐能够成功,至少意味着他的身边已经聚拢起了准世界级的团队,当然,我要亲自看看才能决定。”
“好的,我会在中国做一些准备。”托拜尔斯不知道怎么说。
达尔贝科却很明确的道:“你要了解杨锐的团队,更多的了解中国的顶尖团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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